相声坛子

标题: 我拜高凤山 (王学智口述)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yj19691969 时间: 2013-6-22 16:05:05 标题: 我拜高凤山 (王学智口述)

王学智(1935—2007) ，又名王德智，男，汉族，出生在天桥，是相声、快板、拉洋片兼通并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艺人。

   我从小就在天桥耳熏目染

   我是1935年生人，出生在天桥西沟旁西市场西街。那时，我们的买卖在那儿。北口是鸟市，南口是三角市场。三角市场是块杂吧地，是我们艺人待的地儿。那会儿，我在天桥念书。我前前后后大约一共念了两年私塾。先生一个是马老头，还有一个是赵老头，两个老师。我最小的时候是跟着姥姥住，所以就在崇文区三里河南桥湾里头鞭子巷四条跟马先生读书。姥姥死了以后，又搬回到天桥，跟着赵先生在福长街二条念书。一个先生跟着念了约一年，都是私塾。在天桥念时，老师给我父亲说：“甭让他念了，他眼睛瞧不见！”我眼睛是先天性的，那会儿还比现在好，要强一点儿。我自己瞧不见，父亲也没钱了，我就失学了。那时，我也就将近十一岁。失学后，我干吗？我就在天桥玩，就耳熏目染了，各种曲艺我都爱听。1944年，我们住家又搬到崇文区花市南边的包头胡同十七号，在那儿住着，我还是上天桥玩儿我的。

   在自己的估衣铺关闭后，父亲去了天桥的“聚兴隆”估衣铺当伙计，掌柜的姓杨。这是个大估衣铺，五间门脸。卖估衣的“哑巴摊”和“吆喝摊”，我父亲都成，他真卖钱呀！天桥杂耍的地方在南边。在杂耍场子的北边，西沟旁的南边有一条专门卖估衣的街，叫估衣街。现在，没这条街了。那时，这条街全是棚子，门口是棚子，里头是门脸。聚兴隆估衣铺也在那儿。我天天上天桥玩儿去，不见我父亲。我父亲说我：“不在家待着，你瞎跑什么呀？”我就自个儿玩儿去。

   我从小一直就喜欢什么呀？喜欢听书，喜欢听评书，天天就长在评书那儿，这评书整套的我都能说下来。我母亲那会儿就爱打个小牌，也不说我，就让我带着我弟弟、妹妹出去玩儿，她好打她的牌。我把他们带走了，母亲才高兴啦，有时还给我们几毛钱。我于是就带着他们上天桥去。我兄弟姊妹就三个，弟弟叫王德信，妹妹叫王淑云，现在健在，都活得挺好。一开始，我听书，听了二年书。后头，我就不听书了，要听相声、快板、拉洋片等所有的曲目。我一去就是一天，比如说我十点钟走的吧，我非要等到都收摊了，黑了算，太阳都落山了，我才回家，整天都在那儿泡。
那会儿，我最喜欢听的是武侠小说，陶湘九的《三侠剑》、李万兴的《雍正剑侠图》、还有连阔如的《东汉》、王杰魁的《包公案》，王艳芬的西河大鼓，我都听。相声就更多了，像高德明、高德亮、孙宝才、高凤山，还有赵玉贵、罗荣寿、王长友、“汤瞎子”汤金澄这些人的。王世臣、赵玉贵是一对儿，高德明、高德亮是一对儿，孙宝才、高凤山是一对儿，罗荣寿、李桂山是一对儿，王长友、谭伯儒是一对儿，汤金澄说单口相声，带说口技，他会学小蛐蛐等各种小动物的叫唤，是天桥一绝。快板、数来宝主要是听我师父的，自小我就喜欢高凤山。

   快板和数来宝有区别。快板是一套辙。比如，我们唱东西吧，中东辙呀、言前辙呀、怀来辙呀、发花辙呀，一套辙到底叫快板。比如说“大年三十夜光明，八月十五黑咕隆咚”，老是这辙，是五百句都不变辙，这叫快板。数来宝就是顺口溜，比如说“二月二，三月三，王禅老祖下高山”，这是言前辙，接着是“王禅老祖真有份，收一个徒弟叫孙膑”，这是人辰辙了，“孙膑爷爷下山早，下山带着几宗宝”，遥条辙了。“刀子剪子月牙刀”，哎，顺口溜。快板书是加“白”。说“有一乘滑竿正在下山坡”，那个说，“什么叫滑竿呀？爬山用的一种交通工具，又叫‘爬山虎’，两人抬着”，说着说着加道白，就是快板书。最早是数来宝，然后是快板，快板书在最后。咱们中国有“三大快”——王凤山、高凤山、李润杰，王凤山是我师伯，李润杰是我师叔。师叔他在天津。名望最大的是我师父，高凤山。

   这些东西我一听就能记住，这是我的一大特长。今儿记点儿，明儿记点儿，耳熏目染，天天都在那儿，年头多了就记多了。后首，就自己跟着拉洋片的小金牙罗佩琳学。我叫“私淑”罗佩琳，就是没正式拜他为师。实际上，就是站在他身后，他怎么唱，我就怎么学。就这样听了二年，把他所有在天桥唱的段子，我全听会了，一字不落。我现在唱洋片唱得好，就是因为那时天天在天桥听。

   自小我虽然没在天桥住，跟姥姥住一块，可是因为我父亲的买卖在那儿，所以也就常去天桥玩儿。在读私塾期间，经常逃学，背着书包去了天桥，回到家就挨打。后来，我爸爸的买卖倒了，门脸还在，我爸爸就常让我看着这门脸，我同样偷跑去听书。我爸卖货回家看门锁着，就四处找我。别人告诉他，你找就上天桥说书的那儿找去。他一瞅，我在说书的屁股后蹲着呢，揪回去就一阵好打，还边骂“好小子，我这找你半天都找不到你，你还在那儿蹲着”，就这样，自小我什么都不爱，就是爱曲艺这些东西。自我一懂事就老在天桥看，一直到解放，从七八岁一直听到十四五岁。1948年，共产党把城围上时，我还在天桥听，都没回家。

   1948到1950年这三年，我在一小酒铺当过小伙计，掌柜叫赵俊田，人称赵老五，我管他叫五大爷，他会的东西很多。那时，“话匣子”――扩大器常直播评书、相声、太平歌词等。只要我在大铺子门口一听见“匣子”唱，我就不走了，就站在那儿听。在外面听完了，我就回去跟他说，那匣子放一段常宝霆的《饽饽阵》挺好的。他就问我，“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就教你。”那时，我约莫13岁。五大爷教了我《饽饽阵》、《古人名》、《武松赶会》等。十三套大辙的《古人名》在曲艺界是必须会的。在他这儿当小伙计时，中午没事，就让我买东西去，就买调料去，那意思就是让我玩去。玩够了，再回来。这酒铺呀，早上有事，晚上有事，中午这三四个钟头没事，所以我还上天桥听去。

   “你不是喜欢这个吗？”——拜南城丐李

   在1951年还是1952年，说快板，我最先拜的是穷家帮，就是过去的丐帮帮主，叫““南城丐李”——李德顺。天桥是1965年才没的。50年代初期，农闲时，我仍常到天桥。解放前，北京南城说数来宝的都是李德顺徒弟，都得归他管。过去，要饭的都唱数来宝，一到你门口打板就唱。你什么买卖，就唱什么，是棺材铺就唱棺材铺，跟你“趴趴”打板就唱，有的店主不用你唱，就把钱拿出来，说：“就这一毛钱，你赶紧走。”一毛钱不多，可是店铺的数目多呀！一家一毛，十家一块，一百家也就十块，他一天也能要十块。

   李德顺就是这些人的帮主。前三门外，前门、哈德门、顺治门之外的南城这一片都归他管，连高凤山都是他管，只要是说数来宝的，都归他管。哈德门是现在的崇文门，顺治门是现在的宣武门。他下面再没有其他小头目，就他分派，你上哪儿要，他上哪儿要，他一人说了算。

   共产党一来，一解放，说他教小孩打板要饭，是误人子弟，叫他“丐霸”。政府把南城要饭的一集中有二百多个，先把这些人的铺盖卷都堆在前门火车站那儿，让李德顺坐在最上面，其他乞丐依次坐在下面，集体照相。相一照，就将他送往了河南省，改造他“不劳而获”的思想。他也是剥削呀，大伙儿要来的钱，都得给他上缴，然后再分。比如说，一块钱，他顶多给别人三毛，自己留七毛。这么着，他改造二年。共产党就讨厌这个。

   在我拜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要饭了，改造回来了，那大约是1952年。他也主要编一些歌颂共产党的段子，不要饭了，给党做宣传，所以他还是敢收徒。那时，官庄这儿，没有地主，都是二三亩地，都是穷人。家家都不够吃，老得抓点钱去。所以，农闲之时，我就挑着挑子去城里做点小买卖，卖点瓜果梨桃之类的，天晚了就住在我姑奶奶家。第二天早上就上天桥趸点货，或者是在永定门外头趸点货卖。要是卖的高兴，就上天桥转转。

   当时，丐李正好跟我姑奶奶住一个院。我表叔，就是我姑奶奶的儿子就问我：“唉，你不是喜欢这个（快板）吗？那是丐李呀！你拜他吧！那可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头！”这丐李长的就跟现在的李文华一样，小平头，个儿不高。我见他时，他说：“你说一段我听听。”我就噼里啪啦地一说，他竖起大拇指：“嘿，好呀，地道！我这帮徒弟都没你唱的好！你拜我吧！我算你师父。”我也没给他磕头，就这么一说，这样就算拜了师。

   师父可真疼我，我一去就给我做饭吃。师父后来就拉排子车了，挣那俩钱真疼我，我去了就给我钱花。常说，你还没吃，给你两块钱你吃去。那会儿，两块钱，一天也挣不了两块钱呢。排子车就是在俩胶皮轱辘上铺木板，老长，有六七米，专门运送大、重、长的东西。拉排子车的又叫“起重队”。还有什么呀？这大锅炉，五吨，装不了车，怎么办？找起重队不是吗？把铁管搁板子底下，锅炉放在板子上，大家伙一齐使劲拉。拉的时候口喊号子，如“撑起来哎，哎嗨呦耶，加把劲儿呢！”这些活儿，我都干过。干这行儿，挣的钱还能维持生活。那时，我表叔也在起重队，他与丐李一块儿干这个。

   师父他还教一帮小徒弟，说：“你瞧，你们都不行，你瞧你们师哥，你师哥多大的段子——三段，半个钟头一段，一说一个钟头，面不改色，一字不落。你们就是打板花哨，上场就忘词。” 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，如《黑牛结婚》、《武松打店》、《同仁堂》、《开买卖》等都是跟他学的。

   拜丐李时，我没见过他解放前收的徒弟，只知道以前有一个姓陆的，跟他一起要过饭。后来，七几年那会儿，他收了一大帮孩子。有一姓白的，叫白玉仁，这些孩子也都是找他玩，学点快板，不要饭。有一姓苏的，叫小苏。还有一个叫唐老虎的，他的小名叫老虎。这些孩子都是崇文区这边的人。我与这些师弟在七几年还有往来，现在就没有联系了。那时，他们找我要点儿词呀。他们也不干这个，就是好玩儿，学雷锋嘛！就是玩儿。

   丐李家原先也是在崇文门外红桥一带做买卖的。他小时候也是游手好闲，不认真干事，就流落到了穷家门里头。高凤山的师父曹德魁是丐李的师哥，赵德喜是他的师弟，我就知道这俩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。丐李的字辈也是“德”字辈。穷家门的师徒辈分不像说相声的辈分那样清楚，反正我估计到我这儿也有那么七八辈了。咱们不清楚，这也不像说相声的那样清楚，穷家门没人提它呀！

   乞丐头的选法是这样的。比如他师父是杆儿上的，为头儿，收了好些个徒弟，就由师父指定在他之后谁当头儿。主要看师父喜欢谁，有德有才有能耐。现在不时兴这个了。这就跟皇上立太子一样，谁好就立谁。你像唐朝的李世民，李渊有四个儿子呢。李元霸是老四，李世民是老三，他上面还有俩哥哥。你比如我是杆儿上的，我瞅着哪个徒弟能干，有才学，品质好，各方面都不错，我就将头儿传给他。

   后来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师父到了我家。那时，我常上他那儿瞧他去，他没事也到我家里来。有一次，我就给他说，要是你高兴的话，你就到我家去，上我那儿住着。他就来了。接他来，那是义气呀！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但也能吃饭，不是说吃不上饭，能吃上饭，就是穷，不像现在这么好。那时，我还在村外头住。他爱在街里头去玩儿“啪子牌”，不玩儿钱。玩儿完了，我就背着他回家。那时，我家还住在坟地那儿，街里头离我家有二里多地。爷儿俩感情就特好，他当我是他儿子，我就当他是我父亲。他死的时候，是我抱着他的骨灰盒，在我们这儿找了个地方，把他埋在我们这里。他是我师父，我能不埋他吗？

   在拜丐李的前后，我还有过拜“小金牙”罗佩琳的尝试。因为我父亲跟他比较熟，就直接给他说了。可他只管我饭，不给钱，而且他的段子我也都会唱了，更主要的是我都十七八岁了，不挣钱能行吗？所以就算了。

   “我可不是镀镀金”——我拜高凤山

   我是1958年才拜的高凤山。为什么拜高凤山呢？说我是李先生的徒弟，那我是要饭的，我上哪儿要饭去？高凤山可是艺术家，北京曲艺团团长，我拜了他之后也可以有点名望呀！要饭的徒弟，一辈子没名望。1958年，我怎么拜的高凤山，你知道吧？当时，我在高碑店文工团。北京市经常汇演，高碑店文工团是朝阳区最大的一个文工团。那会儿，都合乡并社，农业社都人民公社化了，越搞越大，几个社并成一个社。高碑店就在我们村的北边。高碑店文工团必须把我找去，必须请我当演员。因为那会儿，我在朝阳区挺有名的。把我请到哪儿呢？相声、快板就主要归我管。后首，高碑店文工团常跟天桥皮影剧团呀，还有木偶剧团呀一块儿演出。我张口一唱，人家就说高派，行、动、坐、卧，唱法完全走的是高派。人家都承认我是高派，可我没拜过高凤山呀？后来，我一想，既然大家伙儿承认我是高派，我何不拜高凤山呢？我得拜他。可没那么简单，你说拜就拜，人家收吗？

   当时，在我们村有一位大叔，他是工人曲艺家张玉林。天津有一个工人曲艺家叫董湘昆，北京就是他，张玉林。我叔他当时是大栅栏亨得利钟表铺的工人。亨得利在北京前门小剧场斜对过儿，都在大栅栏里头。我叔跟高凤山他们这帮搞曲艺的经常见面，因为他们的表一坏了，就找我叔修。“哎，玉林，给我修修这表吧！”我叔给他们修表都是白修，一点儿钱都不要，所以与高凤山他们特熟。我叔对我特别好，我有时编的东西他帮我参考，给我改一改。他是曹宝禄的徒弟，在北京也是很有名的人物。我就跟他说拜高凤山的事，他说：“你甭管了，我跟他说去吧！”我叔跟高凤山一说，高凤山就同意了。说：“让他来吧！”于是我就去了。

      他在哪儿住呀？那时，高凤山住东花市礼拜寺街五号，过去叫下唐刀胡同。我到了那儿，高凤山在家呢：“你干嘛来啦？”我说：“是我叔让我来的，他让我找你，我打算拜你为老师。”高凤山瘪瘪嘴说：“呀，是打算镀镀金呀？是打算什么意思呀？”“镀镀金”就是要一名儿。呵，我是高凤山的徒弟，实际上不学什么，这叫镀金。我赶紧说：“我可不是镀镀金，高老师，我找你就是要跟你学点儿艺，学你的东西，学你的艺术。因为我在外边演出，人家说我演的有些像你。小时候，我在天桥长大的，我天天听你，我就酷爱你的东西，喜欢你的玩意儿。虽然没跟你学，但都是听你的学会的。”“那你唱段我听听！”我唱了一段，他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只说：“还不错，那就成。这不是张先生让你来的吗？你就算我徒弟了！”我说：“给你磕头吧？”他说：“行了，也就不用磕头了！”

   高老师也很喜欢我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打算的是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我都有徒弟。军队里有我的徒弟，工人有我的徒弟，商人有我的徒弟，学生有我的徒弟，你是农民，我正缺一个农民的徒弟！工农商学兵，合适！”老师特别宠爱我的原因在哪儿呀？我是五八年拜的他。到五九年的下半年开始，食物实行定量供给制，实行粮票了，票制了。三年自然灾害来了，我师父也缺吃呀。在农村，我还能弄点“边边沿”，弄点自留地，我家里有粮食就经常给扛点儿去。白薯呀，扛一口袋去，棒子面呀，扛点儿去。哎，我有富余粮票，我师娘跟我一叨叨：“这日子不好，你几个兄弟吃不饱，老着急，哭。”我说：“不着急，不着急。”就把自己余下的粮票留下点儿。在六一、六二年，粮票三块钱一斤，还买不到。那时，我真给他出力，挺孝顺我师父的。我师父也很喜欢我，我就跟我师父学，这是一个时期。

   “一进门就买我一辈”——两师父见面

   有一次，我去高凤山家，师父叫我吃饭，我顺口就说：“我刚在师父家吃过。”高凤山一听就愣了：“你还有师父啦？”我慌忙解释说：“这师父我压根儿就没敢跟你提。”因为要是我跟他一说，要较真的话，我与他就成师兄弟了，我压根儿就没敢跟他提。“我那师父是南城丐李，李德顺。”“啊？”他一听，就惊了：“他还活着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活着啦。我刚在他那儿吃完饭，打他那儿来。”“在哪儿住呀？”我说就在你这胡同的头里，东河漕。“你把他给我请来！给我请来！”于是，我就去了。不远呀，连半里地都没有。这丐李不愿意去，好歹我给劝动了，就搀扶着他去了高凤山家。

   高凤山一见丐李就很亲热，他按理应该管我师父叫师叔。现在，他有名了，他是团长了，他把丐李叫师哥。“嘿呦，师哥，这些年我没见你，你还在，还挺好啦！你怎么不找我呀？我这儿都挂的有牌呀？”人这都有志气，我是要饭的头儿，过去你也要饭，现在你成名了我找你干吗呀？丐李说：“我不能找你。”高凤山连忙对老伴说：“快，赶紧沏水。”“不，不用沏。我有病，我是肺病。”“不要紧，单给他预备一套茶壶茶碗，还有筷子饭碗。明天后天来，还是用他自己这套。”高凤山还是够意思，就是你有病我也不嫌，没事你就上我这儿来喝茶吃饭，这是高凤山有艺德，够义气。

   不多久，我就将丐李送走，一出门，师父就对我说：“我说不来，你偏要叫来。这不，一进门就买我一辈，管我叫师哥。你说我怎么办？”那意思也没埋怨我，就是说，你现在拜他了，你不拜他，他能叫我师哥吗？丐李跟高凤山比起来呀，没脾气，对我是最好，这些年对我没发过脾气。人家没说明，我师父老实，要是搁在我身上，就不成了，我就敢直说出来。我师父他就没直说。

   在穷家门中，我的艺名叫“王凤林”，与王凤山、高凤山的“凤”是一个字，一辈。王凤山是在天津跟马三立说相声的那个，我们都是一个辈分。后来，我为什么拜高凤山？我不是给你说了吗？穷家门一辈子红得了吗？拜高凤山我能“红”一下呀，我是这思想。宁可蹲一辈矮一辈，自己情愿丢一辈。高凤山高家门的徒弟都是“学”字辈，与说相声的“文”字辈，如苏文茂、恩文通，马文光是平辈。我师父也没有给我起这个艺名，他一直管我叫王德智，老是这么叫我。我说：“我这名，师父，明儿我得改。人家都叫“学”字，我叫王德智？”“嘿，你这怕什么呀？爱叫什么叫什么，你就甭改！”“不成，以后我叫王学智了。”“我师父也默许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的儿子，我师父的儿子都是“学”字的。他收的徒弟都是“学”字的。毕学祥是我大师兄，那是高凤山的大徒弟。二徒弟叫王学义，是回民。还有个叫石富宽，跟侯耀文一起说相声的那个，还有一个来宝刚，也是回族。另外，还有李世名、梁厚名、张长来等。毕学祥和王学义是解放前收的，其他都是是解放后收的。

   “文革”时，丐李没事，高凤山就受批斗了。我师父别的事没有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在团里爱吹胡子瞪眼骂人，好这个。这样，给他贴的大字报是“土皇上高凤山”，让师父跪在台子上，斗我师父，徒子徒孙都有斗他的。这样的时间不长，一阵儿就过去了。后来，我见我师父，我说：“你别怕，你没事。”我师父有一回都要寻死。把他斗急了，他就回到他老家去了，回三河。那时，他婶子还活着。等他婶子出去了，他就用绳子上吊，他婶子回屋发现，才给劝住，没死了。师父是1920年生人，1993年故去的。他虽然脾气不太好，但他是个好人，人品好，有艺德。

   高凤山的老伴，我师母是王家棺材铺的，小名叫五丫头。她家的棺材铺在崇文区花市南羊市口。师母从小跟小子一样，弹球堆彩，即弹玻璃弹子等。轿子都来了，找不着新媳妇呢。说哪儿去了，说堆彩去了。好，弹球去了。师母家也不算很富，还凑合。那时，高凤山也没多大的名，名不大，还在天桥卖艺。

   我收的徒弟头一个叫井泉。我带井泉上我高凤山师父那里去，师父再给他赐了个字，叫“有泉”，于是乎叫了“井有泉”。他说的“有”是“有无”的“有”，这不更好了吗？井里的泉越来越大，水越来越高哇，对不对？后来，我收的徒弟是张玉林大叔给起的名。1997年10月，在我家里收的是李友朋，是“朋友”的“友”，不再是“有无”的“有”了，给改了。因为这是个50多岁的徒弟，朋友，唉，反过来就是“朋友李”。今年10月14日，我自己花钱在家里收了仨徒弟陈友全、陈友鑫、张友才。摆支花了两千多块钱，四桌，雇的厨子，因为这几个徒弟都穷。十几天后，在灯市口东风阁又收了毕友德、梁友名、孟友声，那是在饭庄。毕友德就是我师哥毕学祥的儿子。还有先头的，算学生，没拜我，现在中央电视台做电视直销的李红军。那是我的学生，也没磕头，就是拜我为师。他跟我学了点儿快板，这是在1972～74年的那阵儿。没磕头的徒弟还有几个，金维林、薛世伟，这不少呢！

   说快板的也是穷家门

   说快板的在天桥的地位比说相声的低。说相声的能上馆子里说。说快板的则不行。解放后，说快板的才能到馆子里说。穷家门的哪能登大雅呀？共产党就喜欢穷人，穷家门的地位才提高了，是这么起来的。谁家办堂会，也不会找数来宝的。人家办满月、娶媳妇、办喜事、祝寿的都不请数来宝的，是请唱大鼓的、唱单弦的、说相声的，绝不找数来宝的。数来宝的地位就是低。解放以后，共产党毛主席一来，一天一天才把数来宝的给提起来。

   说快板的也有一些忌讳。比如，你学高凤山这派的，不能逮谁学谁，是哪派就学哪派，不能学其他门派的东西，弄杂乎了。要达到一打板子，一张口别人就听出你是高派。另外，还反复强调艺德，一定得往好里走，不坑人害人。

   说快板的也是穷家门，所以说快板的都拜范聃。其实，平常也不拜，主要是遇到有人盘道时，常常需要说出祖师爷是谁。还有人盘道时，说我们是朱家门的，说朱元璋是祖师爷的。他们一说朱元璋，我们就瘪嘴。你说的不对，我们都说范家门。“哪门？”“范家门，最高的门，范家门。”范聃老祖什么年代？那是列国的事呀。这朱元璋是明朝的事呀。有人问我说快板是哪家门，我就告诉他是范家门，我不说朱家门。

   实际上，说快板的有好多门呢。南方说快板的有五大门，叫“桃柳杏花村”，桃家门、柳家门、杏家门、花家门、村家门，一共五大门。这在竹板上有标志。丐李曾经给我说过这些。北京的快板有四大门，有韩家门、赵家门、范家门、朱家门。范家门最大，人最多。韩可能指的是“杨家将”里的韩昌，赵可能指的是赵匡胤，宋太祖，他也是平凡出身。这师父没有细说，是我自己的分析。

   解放以后，不提要饭的事了，谁提这个呀？解放以前还提。什么东西都昌盛的时候才提呢。哎，你是哪门的呀？我是哪门的呀？现在谁也不提要饭的了，这些都绝了。解放以前的那些穷家门人早就没了。

   高凤山是相声快板两下锅，明白吧？又是相声又是快板。高凤山最早是数来宝穷家门的人。可是解放后，在曲艺界里头，有的人暗着歧视穷家门的，明着不敢，因为高凤山红。暗着也还是瞧不起高凤山的意思，你要饭出身。可解放后，共产党拿要饭的当宝贝，要饭的才是无产阶级呢。这么着，高凤山才弄得挺红火。别的门也歧视我们这门，因为我们这出身低呀。穷家门出身呀。哎，我们这门是相声快板两下锅。别人看不起我们，我们自己还挺狂妄，你就是下不成，我们是两样下锅。我师父是出身低了点，可是人家也拜了相声了，高德亮那是我师爷呀？是不是？

   师父没给我讲过他拜高德亮的情况，这事儿，没人说。高凤山拜曹德魁时没有磕头，拜高德亮时，也没磕头。行里有人告诉我，有一次高德亮办事，不知是他母亲死还是老伴死，亲戚朋友徒弟都来。在写录事单子时，高德亮就说：“得了，连凤山也一块写上吧！”高凤山跟高德亮是在一院子住。这么着，高凤山就成了高德亮的徒弟。既没磕头，也没有引、保、代三师。现在，他都不这样说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给我说时，都不把曹德魁叫师父，而是叫曹先生。叫先生，也就是躲着要饭的，经常就只说自己是说相声的高德亮的徒弟。徒弟跟学生就差一大块了，他也不愿意当要饭的徒弟。不过，实际上他就是曹先生的徒弟。他那意思也是躲着要饭的。

      我的人生经历

   我早在1951年就回官庄来了，虽然是农村，但有文化站。我先是在文化站演相声、快板、评戏。1953年，文化站撤走，没人管了，我们成立了剧团，我就执掌剧团，是剧团的负责人。既编又演又教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我都能教。一到冬天就排，春节演半个来月。到1955年，成立农业社了。一成立农业社，就实行汇演。年年我都到朝阳区里汇演。我自己写的段子。其实，我不会写呀，我就是瞎编。我会编，人家给写。那时，有下放到农村的大学生，帮助农村搞文艺，搞这文化活动，他们给我写，我编他们写。就是1955年，我演的我自己编的段子《积尿肥》，打那一下我就红起来了，朝阳区我有名了。1955年，我就在朝阳区拿了头等奖，朝阳区再选拔我到北京市汇演。就现在我呆的那地方（东安市场），过去有吉祥戏院，我们在那儿汇演，整个北京市所有的区，一百来个节目，我得了个二等奖。在1956年前后，我写了相声段子，叫《修渠》。为什么呢？已到合作化了，不能靠老天爷吃饭了，咱们得修大渠浇水。《修渠》这段子我编的挺好。1958年3月的《北京文艺》周刊上，有我这段子。1958年，我又编了相声《深翻土地》、还写了一个小歌剧《决心入伍》，各新华书店都有，还有小快板《夜灌小麦》。我出了这么五六个段子，新华书店摆着卖。后来，还编了快板《红色保管接班人》、相声《人民公社颂》，等等。我编的东西太多了，也记不了那么多。。

   1955年到1965年，论搞曲艺在朝阳区我算头把交椅。朝阳区农民曲艺队我是队长，说相声我是第一名，朝阳区区长跟文化馆的馆长就这样捧我，说：“朝阳区的侯宝林就是你”就把我捧的那么高。那时，年轻啊，年轻嗓子也好，艺术青春嘛！每回汇演都是我压阵。我的大相片文化馆门口一边贴一张，这边是说快板，那边是说相声。其实，我一点文化都没有。1964年，国家不许唱老段子，说书的不准说老书，什么《三侠剑》、《小五义》都不许说，就许说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铁道枪声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林海雪原》，就说这些。可是茶馆里一个人没有，没人听。听惯了武侠小说，谁听你这个？有的挺大名望的人，才有一个人听。这样，卖不了钱，茶馆伙计也无法开支，就得挨饿。没有办法，后首，茶馆的老板就找文化馆的馆长了，求他给想点办法，也卖点节目，好生活。馆长就找到了我，说：“王德智，你是曲艺队队长，能不能给他们找点人演去？”我答应下来。我就找了十多个人，老头也有，大姑娘也有。老头都80来岁了，弹单弦。到张五茶馆，一演就红了。票价卖多少钱呀？五分，五分一位！五分钱的票价，你要喝水，给一毛钱，五分钱的水钱，可卖二百来座呀？也是十好几块！为什么上座呢？价钱便宜，五分呀？再则我们唱的活新，种类多，快板、相声、单弦、大鼓什么都有。天天客满，外头还扒着窗户往里瞧。

   为什么我们的新段子就有人瞧呢？我们唱新段子唱得有声有色呀，那说书的不就是说吗？《双枪老太婆》这是我们的新段子。也有“旧瓶装新酒”，把老段子改了。《大过会》是串铃数子，讲过会表演的事，我们就改成叫《天安门过会》，起一新名，天安门毛主席检阅，照样有人听。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就是曲头改了几句，其它照旧，这都是我张玉林大叔出的主意。

   文化大革命时就不能演了，我仍当农村宣传队队长，就按文化大革命时的要求编词来演。那时，生产队里也重视这个，我没干多少活儿。夏天、冬天我不干活，先编后演。编一个月或两个月，编完了，再带着这帮人演。给我的待遇与社员一样，别人挣10个工分儿，我就9分，因为我眼神不好。我老干这个，这又干了几年。

   我在文工团的时候，结的婚，1959年结的婚。我老伴是当地的，比我小7岁，那年我25，她18。一开始，她挺好的。后来，她有一种病，神经病，得了抽疯这个病，就是羊角疯。抽吧，一月抽一回也不影响很大。我父亲呢？老给买药。1971年她死的，留下了一孩子，王少魁。那时，家中老是欠队里、别人的钱，而且越积越多。媳妇死了，我刚刚30多岁，能不续吗？没媳妇怎么过呀？不好办啦！有人给介绍一寡妇，带两孩子，我不敢要。为什么？仨孩子打架，怎么办呀？后来，就有人给我提我们这夫人――王文宏，说瞧不见的。我说一点都瞧不见吗？就是，那不成。又过了一阵儿，别人又说，我带你瞧瞧去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街坊带我就去了。我一瞧，嘿，擀面擀得倍儿好，切菜切得倍儿溜。嘿，做饭没问题。后来，我们就结合了。那时，结婚就太惨了。白天结婚是管饭，吃了一顿就没了。到晚上，应该给人家弄点面呀，菜呀酒呀没有，穷得什么都没有！那时，那房子，还在村外，三间破土房，下雨，屋外不漏屋里漏。那真比旧社会都穷。结婚的那年她22岁，我38岁，比她大十六、七岁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那苦受的呀，养过猪呀，捡破烂呀，干活呀，弄猪菜呀，这两口子黑白天的干。后来，混得短队里500多块，人家不给粮食了，说短得太多。

   续妻又为我生了两个儿子，如今只有老三没结婚了。生老三的时候，我在厂里干活，没事时，我就在厂里玩。老三户口是会计帮我们报上去的，我也没告诉人家孩子叫什么。到那儿，人家就帮着起了一名，叫王少宏。他妈叫王文宏，他叫王少宏。回来，我就不满意，人家说：“你没有告诉我们叫什么呀？”我的意思呀，是想给他起名叫王少鹏，蓬勃呀，大鹏展翅呀，我是那样想的，但我也没改。二儿子是春天生的，所以叫少春。少春小时候，我曾带去见过高凤山老师，师父一个劲儿夸我给起的好，说这名字起得响。

   开放搞活了，我退休了，我也不在农村干了，我到岁数了。“退休”了怎么办？一次，我在电视上发现孙宝才、毕学祥演双簧，孙宝才在前面比划，毕学祥在后边说。电视上还演毕学祥的拉洋片。我受这启发了。我一听，觉得这拉洋片不够味儿。我心里头想，我也得回去，我得攀登。我呀，玩票！上票房，在龙潭湖鸟市附近的“柳荷轩”，找找我师哥他们。头一回没碰见他，第二回就碰见了我师哥毕学祥。我们都是“学”字辈，他是高凤山的大徒弟。在三中全会后，他又恢复了“拉洋片”这艺术，最早在地坛庙会恢复拉洋片。在柳荷轩我碰见他，我说：“我看见你演双簧，拉洋片。”“是呀！现在我正做着洋片呢！明儿个，你跟我拉洋片去？”我说：“你那味道，我听着还有点差。”当时，他就有点不太高兴，我是师弟，他是师哥，我不应该这么说呀！他生气了。“我差？你比我强呀？”“我比你强点儿！”“走走走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”我在他们家吃饭，也是一个大录音机，他说：“你给我录段我听听。”他给我打鼓，我就唱了两段。一段是光绪二十六年，庚子年间闹义和团，太后西逃这么一段。还有一段是，光绪十九年，小日本进中国，经高丽进中国。就这么两段，这两段是拉洋片的绝活，大金牙当年的东西。我就成心给他录点老的。他一听，大拇指一伸：“地道！”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如我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会这个？”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站在别人屁股后边三年，在小金牙屁股后边站三年，专门听的。”“好！我在做洋片呢，六月一号开张！在什刹海荷花市场六一儿童节开张，你到时一定来！”那阵儿，我正做生意，卖果子呢，一天能挣三四十块钱，拉洋片才五毛钱一位，所以没去，我还是卖我的果子。

   后来，我又玩票，在票房又一次碰见师哥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不去呀？”“我不愿意去，挣不了几个子儿。”“嘿，玩吧！”我说：“我做买卖，卖果子，我一天卖几十，我们得指望这个生活。”“那好办呀，你儿子也二十好几了，头晌你卖，不玩，这要后晌才开始啦。三四点钟，四五点钟，太阳快落才开呢。你呢？卖不完，剩下的让你儿子卖，你就来，你不是喜欢这个吗？”我想，也对，于是就去了。到那儿，我一人可忙乎了，不但拉洋片，还说相声，我这一人就满包了，“圆粘儿”也是我。我师哥寿命短，他得了脑血栓，1994年他就故去了。他临终前就像托孤一样，把洋片托付给我。六年，我保它六年。

   今年春天，我在东安市场六楼干了40多天，后来人家说不让干了，我把洋片拉回来，在家呆5个月。我在家呆着就烦，手中有点钱也烦。我要是吃没了呢？不是还没钱嘛！我就遛鸟，哄孩子，还是烦。我老伴说：“你甭着急，一个电话就挣钱。”我老伴就开导我。嘿，她说没半个月，真来电话了。是新东安：“王老，你是王学智老先生吗？”“我是呀！”“我们成立老北京一条街，你是不是能来，你能来，就帮我们参考一下。”嘿，拿我当人。就这么着演出时光报纸就上六回，北京日报、北京晚报、北京晨报、青年报、外国报，电视上也演好几回。就在这儿，要红一阵子。头天晚上上了电视，第二天就忙了一整天，这多大的宣传力！电视呀，真有好处，我呀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
   这一辈子，我是坎坎坷坷一辈子。这十年混饭吃，最火的也就是这三二年，有这底儿。我兄弟也帮助我，需要什么词，我就上我兄弟那儿淘去。现在，我是“北京双绝”，不是我自己吹呀，“京都双绝王学智”，太平歌词和拉洋片没有超得过我的，我自己就敢这么说。曲艺界的人，不论你多大的腕儿，你太平歌词和拉洋片你唱不过我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节选于《老北京杂吧地——天桥的记忆与诠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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