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声坛子

标题: 陈笑暇：记相声前辈常连安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yj19691969 时间: 2012-12-2 19:07:14 标题: 陈笑暇：记相声前辈常连安

   常连安先生是老一辈相声演员。他生于1899年，卒于1966年，原籍北京，满族正白旗人。常连安幼年家境贫寒，七岁丧父，与寡母度日，衣食无着，被迫卖与朱姓京剧艺人为徒，写有卖身契。八岁时开始用“小鑫奎”艺名登台演出，扮净角。他嗓音宏亮，颇为观众所爱。1909年随师去东北搭班，备尝艰辛。转年，又从吉林至海参威献艺，连演三月，末打开局面。朱因负债过重，将小鑫奎转卖给一个姓丁的京剧艺人以“童伶花脸赛金钟”为号召，在东北各地搭班。十三岁时，一场大病几乎使他丧生。十五岁时他幸遇良知携带返京，带艺加入“富连成”京剧科班，叶春善先生安排他入二科，萧长华先生为其定名连安，与马连良、于连泉(小翠花)同科学艺，曾在开明、华乐园、三庆等剧场短期演出。十八岁出科后因“倒呛”，高腔唱不上去，遂改教戏，曾协助吴铁庵排练老生剧目，并向民间艺人学会了戏法和十不闲、莲花落等。脱离吴家后，较长期在绥远、包头、张家口、宣化一带“撂地”变戏法和唱太平歌词。娶妻后双宿双飞，过着跑码头的流浪生活。二十四岁喜得长子，暂时定居张垣。此时，他结识了辛文利等人，他们联合演出，在一起切磋技艺，后结拜为义兄弟。他们是大哥：辛文利，变戏法，撂地时的“穴头”；二哥肇锡贤，变戏法，联系演出，著名相声演员赵佩如之父；三哥焦少海，相声前辈焦德海之子，赵佩如之师；四弟常连安；五弟陈荣启原说相声，三十岁后改说评书。故此，同行们都习惯地称常连安为“四叔”，其实他在常家并非行四。

   常连安的长子乳名柱子，四岁时就随父撂地，因天真活泼，被当地人戏称为“小蘑菇”，不久就叫响了。初时只是为父亲站场子，逐渐地学会打锣、翻跟头、拿大顶、滚毛等技巧和问答逗笑，烘托演出，造成火炽气氛。六岁后又随父母走遍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沈阳等大城市，每到一处打场子“撂地”，均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帮助，遇有干扰和勒索时，总是有一些好心的“叔叔大爷们”出来排难解纷，慷慨资助。这时小蘑菇出息得更加伶俐可爱，常连安教会了他不少的“戏法哏”(也就是小段相声)，如《蛤蟆鼓儿》、《小抬杠》、《算人口》、《家堂令》等，经他演来天然谐趣，为演戏法增添了色彩，也为正式说相声打下良好的基础。“小蘑菇”九岁时，经陈荣启介绍，在天津正式拜“幽默大师”张寿臣先生为师。当时，张寿臣正和陶湘茹搭伙，在泰康商场歌舞楼为“鼓界大王”刘宝全担任“倒二”相声，在同行中享有很高威望。张寿臣很喜爱这个面容清秀、欢眉笑眼的男孩子，就收为授业弟子，亲传技艺。同时代师收常连安为师弟。不久，张寿臣介绍他们父子到北马路宝和轩献艺，由常连安为子捧哏，一炮而响。此后又在侯家后义顺、北大关志成信、鸟市聚英、宫银号天睛、北马路北海楼、南市燕乐、通海等处担任中场相声，最后代替张寿臣、陶湘茹为刘宝全担任“倒二”。在与金万昌、常澍田、王佩臣、高五姑、陈士和等前辈艺人同台中，受益殊深。此时，常连安为小蘑菇起名常宝堃，张寿臣也为其取名立侗，均末叫开。小蘑菇的艺名却红遍三津。特别是在仁昌、青年会电台直播节目后，更是家喻户晓。由于小蘑菇成为一代相声艺人的代称，所以常连安次子宝霖、三子宝霆、四子宝华就按序以“蘑菇”为名，经过父兄的教海，加之不断投师访友，在“娃娃红”后，逐渐成长为优秀相声艺人。

   常连安艺术素质很好，是个声相兼长的相声艺人，他由于荡迹江湖有年，颇知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，他不仅上台为子捧哏，精密烘托，台下也坚持不懈地钻研相声技艺，和儿子一起勤学苦练。他晚年曾自豪地说：“上台不分大小，下台可得立规矩，在家里我是宝堃的父亲和辅导员，可是学相声我们又是同学。”除了张寿臣的传授外，还不断向马德禄、郭瑞林、焦德诲、焦少海、周蛤蟆等著名艺人请教，刻苦实践，有时一天要赶三家剧场、两家电台，由于逗捧一起学，技艺提高得很快。他们父子合演的《天文学》、《大上寿》、《大保镖》、《对对子》、《父子诗》等，都有娴熟的技巧和解颐的笑料。常连安常教育子女：多学能耐，别贪玩，艺不压身，别荒废功夫。为了练好《学四省》、《山东二黄》、《上饭馆》、《拉洋片》一类“倒口活”，常连安总是认真学，反复练。为了学山东话舌根硬，他曾用妻子做针线活的尺抵住舌低试着找准发音位置，反复练习。三十年代，相声还没能普遍地登上舞台，常连安携子上园子，登电台，走堂会，在净化相声语言，提高艺术表现能力上做了不少努力，使自己和儿子们都进入了“名角”、“好角”的行列。

   三十年代中期，童伶“小蘑菇”十二岁，常连安三十六岁，爷儿俩站到台上很好看，逗捧之间虽长幼有别，但作为小孩儿向大人撒娇，滑稽巧辩，俗不伤雅。“小蘑菇”生得招人伶爱，逗人发笑，十四岁时仍然稚气未消，脸上似嗔似喜，又显得早熟。在《铃铛谱》、《反正话》、《切糕架子》中，父子逗闹有些谐语仍能归于天真淳朴。到宝堃十五岁时，常连安三十九岁，这时《天声报》发表了观众意见，电台也转来过听众来信，提到有些笑料俚俗，认为父子不宜过分玩笑。这些信给了常连安很大的启发，他拿着信跟全家和一些亲友进行了认真地研，听取了大家的各种意见后说：“最好马上给宝堃找棒哏的，我们爷俩儿不能使一场活。”宝堃恳请缓两年再分开，常连安却坚持立即分，理由是：“宝堃是该换一套活啦！不能再使‘小孩哏’了；艺术这事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何况你正式说相声才五年，还是请个好捧哏的吧！”就这样促成了常宝堃与赵佩如合作。

   常、赵两家本来有交往，宝堃和佩如幼年常在一起，情同手足。赵长常八岁，艺名“小龄童”(另有艺名“宝琛”，是焦少海给起的，一直末用)，曾由焦德海、少海父子传艺，在京津一带演出，有坚实功底。唯因音量窄，难响堂，未能红紫。二十岁后由杂耍园子返回东兴市场相声大会，逗捧兼长，尤擅捧哏。常连安觉得他与宝堃合作对双方均有益处，就亲自敦请。又宴请了张寿臣、陈荣启和连兴茶社的相声艺人，从此“小龄童”用赵佩如名辅佐常宝堃，他们密切合作了十四年之久。当时也有人提出：父子相声名震三津，一旦换人，深恐“小蘑菇”夭折。常连安却认为这是从“小孩红”过渡到“成人红”的必经之路。他经常敦促常、赵互相倚重，互相砥励，互通有无。他们共同创作或改编了不少新节目，如《影迷离婚记》、《家庭论》、《封建婚姻》、《新灯谜》、《牙粉袋儿》等，把对口相声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

   常氏父子在这时灌制了不少唱片，如《小孩语》、《相面》、《闹公堂》等，“二蘑菇”(常宝霖)擅演“贯口”节目，常连安又为他捧哏，在京津一带演出。常连安定居北京后，又敦促三子宝霆、四子宝华练功。1939年，常连安在北京西城区创建了启明茶社，邀请京津相声艺人日夜联合演出，以“相声大会”形式出现在小型舞台，较之“撂地”进了一步。常连安身兼业务主持、教师、演员三职，他对参加演出的同行提出三点要求：①要演完整节目，演出时尽量穿长衫；②使活要“归路儿”(规范之意)；③要净化语言，演出前要在后台认真准备。

   这个相声阵地延续十年之久，不少著名相声艺人如刘德智、华子元、赵霭如、张寿臣、侯一尘、于俊波、郭荣起、罗荣寿、白全福、王长友、王世臣……都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。一些青年演员如孙玉奎、赵春田、苏文茂、于连仲、于春藻和常氏弟兄宝霖、宝霆、宝华等，都在这里得到了锻炼。

   常连安在启明茶社主持业务的十年，也是常氏相声蓬勃兴起的十年，他在向子传艺、为子捧哏中，不断积累，丰富相声技艺，自身表演能力也不断提高。他除捧哏外，还能逗哏和说单口相声。他口齿伶俐，台风潇洒，长于摹拟人物声音形态，各种“杂学”维妙维肖，不论哪类相声节目和高难度技巧，他都要亲自排练演出。他对相声《当行论》，进行了较大的加工，其中当行人与卖估衣的老者的对话，就是从生活中发现的。

   1951年成立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，常连安任团长，他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，除了统筹全团业务，还进一步钻研单口相声、太平歌词，并向弟子高元钧学唱山东快书，有时还主动担任报幕。

   由于常连安业务上是多面手，经常随团下厂和赴外地演出，有时每月要演近百场，他从无怨言，也从不索取额外报酬，只是把排练演出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。常宝堃赴朝慰问演出牺牲后，他不愿涉猎对口相声，但根据工作需要还是抑制悲痛，为张寿臣、赵佩如捧过哏。在《黄鹤楼》、《对对子》、《八遍安》、《福寿全》、《婚姻与迷信》、《恋爱漫谈》、《财迷回家》中均有精彩表演，他演唱太平歌词《白猿偷桃》、《雷峰夕照》、《刘伶醉酒》、《抗日英雄赞》等，能在铺场中即兴创作笑料，成为保留节目。更可贵的是，为了丰富曲种，常连安还挖掘了“十不闲”参加1957年第一届曲艺杂技会演。

   六十年代初，他在繁忙的演出中，仍抽暇排练民间戏法，准备了“仙人摘豆”、“九连环”、“罗圈当当”等节目，时常在市内和外地演出。1961年市文化局举办魔术会演，他的“手彩”、“罩子”和铺垫说白，引起了与会者莫大兴趣。最能说明常连安思想飞跃的还是改编表演的单口相声。建国后单口相声创作一直是薄弱环节，常连安排除一切干扰，集中精力投入艺术创造。他说单口轻松活泼，口锋轻俏，神态逼真，动作幅度大，善于和观众“搭钩”，是一种有别于“讲述”的“演述”。他不仅常演传统节目《赛康节》、《别扭上学》、《山中奇兽》等文哏，还把《山东二黄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杂学唱》、《哭笑论》等对口节目改为单口。他还整理了一些“小八棍儿”，如《谢学土》、《君臣斗》、《山东斗法》等，还加工演出了新作品《追车》和《大师兄闹衙门》。……为单口相声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   1961年孟冬，天津市文化局举办了“常氏相声专场”，常氏一家祖孙三代演出了丰富多彩的相声节目。远在兰州的常宝霖偕伙伴全常保来津演出了《戏魔》、《洋药方》、《报菜名》；海政文工团的常宝华和李洪基合演了《昨天》、《水兵破迷信》、《买卖话》，又为侄儿常贵田捧了《黄鹤楼》、《一封信》等；常宝丰也和赵佩如合演了《五红图》；“攒底”由常宝霆、白全福合演《不同的风格》、《百花盛开》和《梦中婚》。常连安除在中场演出单口相声《当行论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黄半仙》外，还和宝庆、宝丰、贵田、贵祥合演了新编群口相声《老少对》。

   1963年春，常连安随天津市曲艺团南下演出，因劳致疾，1964年组织上安排他退休。常连安不顾肝病折磨，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从事艺术工作，1966年不幸病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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