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永熙谈“南张北侯”的由来
1952年，南京曲艺工作队根据上级的要求撤销。工作队撤销以后，大部分艺人就散去了，有些回原籍，有些自行寻找其他的演出场所。但是组织上透露，将来在合适的时机会重新组合曲艺团队，中坚力量一定要保留。当时被留下来等待重组的只有六个人：我、关立明、刘宝瑞、高元钧，说评书的文微夫和口扦子的万子信（注：“口扦子”是杂技的一种，表演者用牙齿调住一木柄铁扦，扦子顶端上可以旋转冰盘大碗，技术高超的还可以刀尖对刀尖地利器）。
虽然被留了下来，可是日常没有演出，我们几个人一合计：这一等得等多少日子啊？一来，曲艺这东西必须要经常演出，俗话说，“两天不练丢一半，三天不练门外汉”，尤其是相声，必须要与观众见面才能“练”好，停演时间久了，对演员的技艺提高是很不利的；二来，大家也要生活，日子还得过呢。
于是我、关立明、刘宝瑞就决定先一起去上海闯荡一番，等南京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也不迟。
到了上海，我们拿着介绍信直奔上海市文化局，协商演出事宜。局里的干部一听说“刘关张”来了，还真有知道、认识我们的。，有曾在南京听过的，也有在报上看到过的。我们自己也想不到这么点已经打到上海了。文化局的领导开口就说：“好啊，欢迎你们，我们上海就缺这么个团。”就这样，顺利得出乎意料，我们很快成立了一个“上海市北方曲艺团”，团长刘宝瑞，副团长是我，关立明负责业务接洽和派活儿。
曲艺团一登台，立刻大受欢迎。很快的，除了有固定演出以外，还有很多的饭店、茶楼、百货公司的娱乐区请我们去演。上海的观众们真棒啊，那真是场场爆满。报纸反应很快，马上刊出“相声刘关张”演出的新闻。这报纸新闻一登出来，消息就传到了北京，这才引出一段“南张北侯”的典故来。
报纸刊登我们曲艺团在上海演出的盛况，侯宝林在北京也得到了消息，很感兴趣，就有意参与演出。北京的孙玉奎和回婉华夫妻俩就开始接洽这个事，给我来了一封信。信上的内容带有相声演员特有的风趣，至今我还记得，大意是说：“你们火了怎么就不管我们了，咱都是同行。我们想跟你们那儿掺和掺和。”于是大家就商量，怎么演出，怎么卖票，因为我们是租的园子，得跟掌柜的拆账。
我们这园子叫国际剧场，在大厦顶上，楼梯分左右，我们在右边，左边的叫国泰。国泰都是戏剧类的演出，像越剧、弹簧戏（弹簧戏是早年流行于无锡、常州、上海一带的戏曲），有时候也演歌舞剧。我们这儿是笑声、快板声，国泰那边就是锣鼓家伙声，各自有各自的观众群力捧，两边比赛着热闹。就这么着，研究出一个实际的方案：票钱我们本来卖4毛，侯宝林他们来了之后，就加3毛，票就凑成了一张，卖7毛。到后台其实是各拿各的，各自跟园子单独结账。
于是侯宝林、郭启儒，还有孙玉奎、回婉华两口子等一行人，就到上海来“掺和掺和”了。这一下我们这剧场就更热闹了，整个上海都在议论这里的相声，报纸上连篇报道“南京的张永熙，北京的侯宝林，通力合作，机会难得”云云。后来嫌写出来占地儿、说出来啰嗦，索性给简化成了“南张北侯”。报纸这么一登，观众也就跟着这么称呼，“走，看‘南张北侯’去”——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。宝林的艺术水平很高，我也不曾妄自与之并称，“南张北侯”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真实的典故，或云报章杂志所撰“成语”，并非品评空论。
在上海与侯宝林合作演出期间，我们俩都很珍惜这个切磋的机会，对很多节目有所交流，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一直到“文革”后期，各自从被批斗的境况中“解放”出来，还曾在北京会面，一起研究相声，互通有无，彼此学习过对方新创作的节目。我们俩互相开玩笑，把这种彼此交流段子的行为成为“南北合”，倒也可算得是相声界的一段佳话。
------------------转载于《张永熙自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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