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宝林津门结知音
40年代初期，青年侯宝林在天津与自幼在津作艺的相声名家常宝堃(“小蘑菇”)平分秋色,成为名角。每谈及此事，他总是由衷地说：“我这个演员是天津观众捧起来的，是天津师友教出来的。”邀角儿人的眼光
1940年夏，“燕乐戏院”前台经理李恩甫、后台经理于家锡和影剧公会的周恩玉相偕去北京邀角儿，在天桥发现了侯宝林。那时侯宝林刚从沈阳回京，与师弟王宝童、李宝麒等同场演出，轮换捧逗。三位邀角儿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侯宝林，原因是发现他身上独具的艺术潜力。
侯宝林表示愿意来津献艺，只是需要一位合适的伙伴同行。“燕乐”曾邀戴少甫、于俊坡合演相声，在津一炮打响。结合相声表演规律和天津人的欣赏要求，当即决定：找一位年长、活宽、外貌憨厚的中年艺人捧哏。经过一番比较后，选中了长侯18岁的郭启如(后来改名郭启儒)。于是，当年6月初他们在津首演。
民俗学家周恩玉既是历史见证人，又是侯宝林的欣赏者、推崇者。当年他就断言侯必在津大红，原因有三：一是年轻有为，才识过人，勇于革新;二是广结知音，不卑不亢，直面人生，笑对艰险;三是声音脆亮，字清口净，语言文明。他尤其满意侯“那时的相声没有脏话，很少有低级庸俗的笑料”。
松浩二亭
求艺者理应求真才实学，立真知灼见，为此不耻下问。侯宝林正是因为虚心好学，善于倾听和消化不同意见，及时改进，所以艺术上提高很快，红得也快。他主动搞好人际关系，对“松浩二亭”，也就是两位杨先生，一直敬如师长，肯定这二位帮助过自己成长，功不可没。
杨松亭当时虽然年方逾而立，却从事了十几年的“杂耍”演出检场工作。对于说、唱、弹、拉、吹、耍、变、练、顶、打各门类都了若指掌。正因为他经多见广，常给演员们以有益的启示。侯宝林与郭启如初来天津时，对社会风尚、地方语言、生活习惯都不甚明白，甚感困惑。杨先生自幼在津长大，就主动当他们的民俗顾问，利用一切空闲，告诉他俩天津与北京风俗习惯、生活用语的不同，并利用每天上午的时间偕他们去估衣街、北大关、南门脸、娘娘宫、玉皇阁、东浮桥等处观光，熟悉市民生活。他们边看边聊，有问有答，使侯、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民俗知识。回来后，又一起考虑如何用于表演。
侯、郭初来时上中场，向院方报了30段上演剧目。一年后升为“倒二”相声，又补报了30段轮换演出。《拴娃娃》中原以北京为背景，《红事会》列举的也是北京婚嫁习俗，杨松亭帮助他们一一做了修改。甚至如《大相面》、《规矩论》、《学四相》等的地名、物名、称谓，都及时做了修改，演出后听取意见再改。演反映妓院生活的《打电话》时，杨又让他俩“一段管仲设秦楼楚馆的事实叙述，用陈士和说评书的语气构成笑料然后入活，以示你们这段与他们不同”。当时，通过广播轰动津门的《粥挑子》，原为打京米粥、买糖麻花、油饼，杨主张改为“卖面茶、烧饼、果子”，听来更为亲切。
杨浩亭先生早年在上海警界任职，和刘宝全先生过从甚密，挚爱刘派京韵大鼓，对京剧也见造诣。他爱听侯、郭的《改行》、《闹公堂》、《学大鼓》等，每次必到后台提出中肯意见。他满口天津话：“告诉你宝林，你学刘爷的大鼓有味儿，本钱好，可还得下功夫。不单是学刘宝全的唱，还得学他的刀枪架，要像他老人家那样钻研艺术，没完没了，准能成大角儿。”
对杨曼华演唱刘派京韵，侯宝林一直给予鼓励，原因之一是杨浩亭教学有法。1960年，杨曼华参加河北省曲艺团时，侯曾向有关领导提及杨浩亭先生，承认自己受过他的点拨，认为杨先生贵在发扬刘派京韵能唱“三个八度”的优长，讲究口、眼、手、身、步结合，希望能物色一个男青年全面继承后创新。
老马识途
侯宝林在“燕乐”登台后，前台职工马畅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，从内心佩服侯宝林的人品和艺品，常向观众宣传侯之特长。燕乐的营业久盛不衰，有一部分观众就是冲侯宝林去的。老马得知后，就向院方提出为相声增加包银。平时借去后台送水对侯传达观众意见和烦演节目，经侯、郭同意后，他就在前台贴海报。他为此得到酬金也全部交侯，侯很过意不去，就以实物相赠。有时马主动提醒他们：“明天该使《闹公堂》啦!”侯问：“又是哪位烦的?”马笑着说：“大伙儿都爱听，我烦的。你们这活儿叫座儿，可又不能常演，所以轮到演的时候，在门口立个牌子报君知，这叫‘不能把肉买在饭里’。”
通过接触，侯、郭很信服他。老马熟悉名艺人，伺候过刘宝全、白云鹏、荣剑尘等鼓曲名家，闲聊时谈及他们在津走红、创建艺术流派和生活习惯等，对侯很有启发。他还列举了万人迷、马德禄、郭瑞林、张寿臣等相声艺人的艺术经历、造诣和人缘、台缘等。认为侯已具备了成为名角的条件。只要坚持勤修苦练，谦虚谨慎不自满，让观众信服，同行的认可，再加各方面的帮助，自然水到渠成……后来与荣剑尘同台时，侯对其关心备至，处处掌握尺寸。荣追根寻源，侯答在津时有劳老马指点，使自己学到许多东西，对各位前辈的兴趣爱好明白了一些，因而适应需要。荣先生赞曰：“你们这行听什么都不白听，你更是个有心人。”
老马时常鼓励侯先生边演边改，锐意求新，防止“艺尽人缘散”。他主张不只整段节目要哟新的立意、新的处理，在使用“垫话”和“现挂包袱”(即兴笑料)上也要日新月异。只要三天听不到侯、郭的新笑料，他就以玩笑的口气说：“二位可得注意，一遍拆洗一遍新哪!”这话无疑是前进道路上的催动剂、促使侯、郭在走路和吃饭的时候都研究新笑料。侯宝林脑袋瓜子好使，常把看到的想到的成语、歇后语、俏皮话，还有刚学会的唱段告诉郭叔，一块儿研究上台怎么使。这一来，观众满意，他们爷俩心里痛快，老马也高兴。像小段《礼貌》、《比》、《学唱日本老生》……就是这么来的。有一次，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，口头创作了笑料——
侯：中国从古代就有四大发明。
郭：你给说说。
侯：火药、指南针、造纸术、印刷术。
郭：对，都是人民的创造。
侯：我们郭启如也有一大发明!
郭：我有什么发明啊?
侯：太有啦!您就是一位发明家。
郭：我发明什么了?
侯：煤油桶套炉子!
郭：这叫什么发明?
侯：过日子挤兑出来的，这么用的挺多，又省煤，又耐用。
郭：这么说你也有发明!
侯：我有什么发明?
郭：痰桶改拔火罐儿……
由于结合群众生活，听来亲切有味，侯从中明白了常演常新的道理。
每当侯宝林与郭启如排演了新节目，老马就及时告知熟观众：“张二爷总没来啦!这段唱昆高腔的相声《全德报》，您还没听吧?对，就烦他们二位来这段。”这样，往来于观众和演员之间，起到桥梁作用。”
二周先生
使侯先生特别难忘的，还是通过老马认识了两位周先生。
第一位是身居显宦、文质彬彬的周大文先生。当时，他虽然在京任职，仍不时抽暇来津听曲观剧，群英、燕乐戏院都为他留有包厢。为听侯宝林的相声他常匆匆赶场，有时特烦侯、郭演《戏迷杂学》。马畅园立即到后台告诉侯、郭：“大官要听这段《杂学》。可得全着点，新鲜着点。”这样，侯心中有数，登场后左右逢源，效果奇佳。有时见景生情，即兴创造，因人、因时制宜，密切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。
侯：……今天列位可来着啦，老主顾赏脸，让我们说这段《戏迷杂学》，我还真迷上了戏。
郭：大伙儿也爱听。
侯：学徒这点粗糙贱艺，真对不起您的抬爱，还甭说票钱、茶钱，您这工夫我就赔不起啊!
郭：所以我们从心里感谢您!
侯：京剧界“四大名旦”、“四大须生”都有拿手杰作，像梅兰芳的《太真外传》、程砚秋的《文姬归汉》、马连良的《借东
风》、谭富英的《战太平》，都是每场必
满，还得临时加价。
郭：加多少呢?
侯：原来池座两千，再加一千。
郭：看这场戏得三千元(旧币)。
侯：就是嘛!咱们这段《杂学》怎么样?也得临时——
郭：加价儿?
侯：减价。
郭：怎么减?
侯：原来前排四百，往下减五百。
郭：还得赔一百啊!
这样的自谦，说明“杂耍”演出面向大众，收费低廉，又能给人以多样化、多色彩的艺术享受，因而引起了理解的笑声。
从此，侯与周大文先生建立的真挚的友谊。周系美食家，精于烹饪，有是京剧的名票，回京后与侯相知相煦，来往不断，长达30载。周氏子女长山、长江、长瑜等，均系侯派相声的知音。
瓷器周
还有一位“瓷器周”。他在南市荣吉街开设“永盛瓷器行”，离燕乐戏院很近。他听过侯、郭的相声后，认为好在不贫不厌，格调清新，就托马畅园请侯去串门，顺便选些生活用品。侯当即去拜访求教。周高兴地说：“你嗓子好，台风正，可是光能唱不行，还得全面发展，多使文哏，像《讲四书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白字会》，并为侯详叙了他听过的《批三国》，鼓励侯演出这个节目，侯表示一定下功夫钻研，力争与别位演的不同，请他听后再加指点。
不久，侯、郭演出《批三国》，以甲乙探讨“三张断三桥”(张飞断当阳桥、张辽断小石桥、张任断金雁桥)和讲解“三妻”即刘备抛妻、吕布恋妻、刘安杀妻为主，结尾以“打这儿起刘安一直打光棍，谁家的闺女也不敢嫁他——怕他给宰了!”构成包袱。
“瓷器周”提出馈赠瓷器，侯虽需要，也坚辞不受，直到对方收了个“进货价”为止。平常购买物品照章现付。托老马代购时也嘱咐：“趁周不在柜上再进去买。”三年来，他仅受过一个漱口盂。因上边的玫瑰葡萄图案侯很欣赏，周又以“要给钱可是骂我”相戏，侯只好珍视这份情谊。别看不肯白拿瓷器，侯先生却从“瓷器周”口中得到不少有关的知识。
后来逢到侯先生谈起茶具、酒具、餐具多少头，优质应是“白如玉，薄如纸，明如镜、声如磬”时，大家都赞为内行，鉴赏水平高。侯先生幽默地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在天津南市瓷器行学过徒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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